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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鸿见张老师开口，他本是个穿越来的，素来又横着走惯了，眼下当着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改革家，便也再无拘束，瞅着这一派江景，道：“张先生，以学生看来，这治国之道，首先在于财货。若是国家有钱，则对外可以招兵买马，抗击敌寇，安抚藩国，对内可以兴修水利，兴办学校，利国利民。若是没钱，那再有天大的志气，全没用处的。”
张居正道：“时隔两年，贤契这爱钱如命的性子，倒是一如既往。”
严鸿厚着脸皮道：“张先生谬赞了。要想弄钱来，一则么，咱们这次开海通商，便是一法。咱华夏不但礼仪举世无双，而且物产丰富，咱们的丝织、茶叶等等，都是东洋西洋爱好的，只要开了海，自然可以赚进白花花的银子。二则，是要把这该收的商税，也给收起来。”
张居正眼神一闪：“贤契，请详言之。”
严鸿道：“我大明规定商税三十税一，这本来就低的离谱了。可偏偏还要规定士大夫免商税。要知道，现在大明朝物产丰富，商贸发达，这些商人一本十利，本来就比农民要有钱的多。结果倒好，富得流油的豪商们，与那些士绅官员结为一党，一个子儿的税都不付，朝廷的商税反而只能去收那些底层的贩夫走卒，这岂不是劫贫济富吗？一方面是国家用度缺乏，老百姓穷困潦倒还要咬着牙给抽税，另一边是那些真正有钱的人种种豁免。张先生，您说这事儿公平么？”
严鸿这一番大白话甩出来。张居正不禁一振。他对于大明朝的弊政思考中。税收不合理也在考虑之列。但立足点却和严鸿有所不同。张居正虽然是第一等的奇才，毕竟是封建社会教育出来的读书人，考虑问题难免会带上一些窠臼。他整顿税收国用的主要思路，还是在农税，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，是豪门大户兼并土地，隐匿人口，同时又利用特权豁免税收。造成剩下的那部分中小自耕农反而必须承担全部的税收，负担极重，不堪重负之下又只有投献土地给豪门，这样国家掌握的税收土地越来越少，于是田租的财政任务也就越来越难以完成，从而形成恶性循环。如今严鸿居然压根不说田租，而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商税上，这让张居正也不禁有些稀奇。
他沉吟片刻，又道：“当初太祖爷规定士大夫免税，系出于优待读书人考虑。士为四民之首。使他们丰衣足食，方才有余暇钻研道德文章。这却也是有道理的。”
严鸿道：“是，太祖爷要优待读书人，这事儿学生我是不敢说不对的。只是得有个度啊。像秀才能够免家里连自己一共三个人的徭役，还能从县衙门的仓库里支取一些大米和肉，这事儿我觉得就很合理，为啥？每个读书人优待多少，那都是有数的，只要衙门里给得起，也不差他这几个人的劳力。可是先生，那不交商税的事儿，可没那么简单啊。这帮士绅豪门本来就比一般百姓有钱的多，他们做生意又不交税，这样滚雪球下去，只能让穷的越穷，富的越富。大明朝千万百姓为了供应官府朝廷，咬着牙交税，而这些养尊处优的士绅家族，却是日进斗金，分文不出，这事儿不光是不公平，这是在抽朝廷的血啊。这还不算，现在士绅免税，只要打出旗号去，一应税卡，尽皆放行。于是那些原本不该减免的商人，只要和官绅名士。举人进士搭上关系，借他们的牌子往车船上一张，得，这税也就逃过了。这么折腾下去，是生生把大明朝的太仓底板都掀了啊。恩师大人，学生以为，朝廷管理商人，绝不是税越低越好。合理的抽取应缴的税，用这部分钱上缴朝廷，办一些利国利民的事，这才是正途，国家越来越强，百姓才能越来越富。不然，让这些肠肥脑满的商人借着各种方子逃税，国库入不敷出，最后真要弄得民不聊生，或者蛮夷入侵，难道士绅便能落得了好吗？”
严鸿憋在心中这些话，其实相当尖刻，在那个时代若是公诸于众，甚至被扣上“污蔑士绅”“诅咒朝廷”的帽子，也算不上无稽之谈。因此这些话，他对于严嵩、严世藩都未曾尽兴吐露过，如今在张居正面前，却不禁打开了话匣子。张居正听了，却也未曾发怒，只是手捻清须，沉吟片刻道：“那么，对这士绅经商偷税之事，你有何计策可以行之？”
严鸿道：“学生有两条路子。这第一条么，就是根治之策，规定无论士绅白丁，一律照律法征收商税，绝无豁免。要豁免，也应该是豁免那些家中贫困，财力薄弱的小商贩，而对那些豪门巨商，不但不能减免，必要时候还要增加，越富的人，收他的税金比例应该越高，这样才公平合理。若是朝廷能颁布此策，那才是一劳永逸。”